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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亨特只用了两段话粗略地介绍了“偷偷摸摸的,来势汹涌的,而富有效率的中国公司华为”的上升过程,以说明他的观点,即认为思科这样的美国公司须将其主要运作部门迁至中国,也就是说,实质上变成中国公司,以与华为“便宜而高素质的劳动力”展开竞争。
亨特完全忽略了思科对华为及其两家子公司,即华为美国公司和FutureWei技术公司的成功诉讼。2003年,思科指控华为非法抄袭其IOS软件(其路由器和转换器运作系统),技术文件资料,和其他多项专利方案。在对方系统的准备和详实的证据面前,华为投降了,同意更改其路由器和转换器,并停止对思科知识产权的侵犯。
像思科这样的公司或许发现的确有必要将生产部门设置到国外,包括到中国,但亨特却没能够谈到如何保护和提升美国国内的产业基础,这是本书的一个严重缺陷。未能分析思科诉华为案,也只是作者错失的许多机会之一。相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话题来说,亨特的书太过简短,论述部分只有133页,注释部分仅仅50多页,而其中更是包含了许多本应出现在正文中的有用信息。
在第二章之后,亨特就很少讲到中国了,而是对许多话题进行了广泛而粗略的讨论。包括:“黄金90年代”的网络繁荣,著名企业家的生平履历研究,关于拉美发展的假想,以及一番滔滔不绝的建议:关于美国,包括美国政府,商界,学术界和公众,应该,应当,或者必须怎样做来为企业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其中一段论述中,有6个“应该”,1个“应当”—读者在一口气之内要读下许多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亨特所有的论点,阐释和关于“应该如何”的建议,都是针对信息技术业而言的,其他的产业形式则被忽略了。其结果是,他漏掉了一个对于美国和中国都至关重要的事业领域:环境技术。作为一个解决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的领域,美国企业家可以在其中大有作为,造就生产繁荣和自我壮大的新十年。
尽管对几乎其他所有领域都作了评论,对于环境危机,亨特只是在一个单独的脚注中引用了寥寥数语。但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危机尤甚。中国大部分的工业基地都是沿海或者依河而建,因此如果全球变暖造成水平面上升的可怕预言变成现实的话,这些工业基地便有被淹之虞。此外,正如约翰·布莱恩·斯达(JohnByranStarr)在他十年前的书作《理解中国》(UnderstandingChina)中所讲到的那样,中国只有7%的土地适合耕作。而为了建造工厂,道路,以及为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住房和休闲用地,耕地遭到侵占,土地稀缺的状况更为严重。这带来的威胁是巨大的,气候变化和工业污染可能加剧到造成重大灾害的地步。
不管被看作是“创造性破坏”还是“创造性建设”,能够对于有投资需求并能带来潜在收益的状况作出反应,是成功企业家的标志。环境威胁正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风能和太阳能,海水淡化技术,处理化学污染的物质—这些被开发出来用以处理美国的生态问题的技术,可以现成地出口到中国,或者由美国的企业公司在中国授权制造。因此,对于那些如亨特大力称颂的“黄金90年代”时期一样的精明企业家来说,环境危机领域是一块机会之地。
过于强调某些方面,缺少重点,而在另一些方面未尽展开,《在中国的阴影下》这本书有着“对皈依者布道”的效果。忠实的读者会对亨特关于企业家精神是如何重要的评估点头称是,但实践者还是没有得到“应该”或“必须”如何将风险和威胁变成机会和收益的实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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