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在管理理论上的贡献

组织与组织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最重要的是要以诚为本，按互惠互利、义利合一的原则办事。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松下幸之助把儒家的“和为贵”思想学习、运用得最好。松下幸之助认为，赚钱是企业的使命，但是，赚钱的真谛，是为了促进社会的繁荣。他说：不能只考虑到自己赚钱，还“必须考虑对方的适当利润是否能确保”，还要“经常考虑供应商的合理利润”等，这就是松下幸之助的“共存共荣真理”。【注十】日本涩泽荣一也强调“义利合一”是工商活动的基本原则。【注十一】共荣共存、义利合一的原则就是和合的原则，也是保持社会生态平衡的重要原则。

儒学文化强调用“礼”来协调人的行为，平衡社会的各种关系，使之达到和谐的目的。用“礼”来规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行为，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之不产生偏颇或越轨的行为，每个人都应该按自己的身份、地位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行事。而“礼”的重要作用，就是它能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所强调的是和高于一切。为什么要讲「和」呢？荀子认为：“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荀子·王制》）和谐则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所以，孟子也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和谐团结就能出效益，就有强大的竞争力。“和为贵”，贵就贵在有凝聚力，贵在有向心力，从而也就有竞争力。

儒家认为，为了实现社会生态的平衡，还应该具有「中道」的思想方法。任何极端都是错误的，看问题不能“过”，也不能“不及”；不能只看到的对立中的一极，而应该看到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更应该看到对立状态的中介状态。儒学认为，对立的两端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它们是互相包容和贯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之间是和合的，是互为中介的。如果看问题只看到对立中的一极，就会产生偏颇或偏激的认识，以此为指导办事，就可能过产生过激的行为，破坏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之间的和谐、平衡，这是儒学一贯所反对的。儒学主张用阴阳和合，阴阳互补的中道方法看问题，处理问题，避免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偏颇性，这样就能和合共存，和合发展。所以，儒学强调“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和而万物得”（《礼记·郊特牲》），“内外和顺，国家治理，此之谓盛德。”（《礼记·昏义》）总而言之，看问题，处理问题要讲中道性，讲和合性，讲中介性，讲互补性，即辩证性，这才是达到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的唯一正确的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儒家所倡导的运用“和为贵”、和合共存来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关系的方法，从而达到人际以及社会的生态平衡，实现其管理目标的思想也是对管理学的重要贡献。

贡献之五：确立了以民为本的富民、安民的管理目标

儒家始终把“惠民”、“富民”、“安人”作为其管理的目标，把善政、仁政、王道、大同社会作为其政治的理想，把企图营建一个祥和、协调、均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作为其努力的方向。在儒家的治理目标和政治理想中，始终贯穿着人本主义的精神，把民众的生存、欢乐与疾苦放在重要的地位。

孔子创立了儒学之后，用“人”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取代了“神”的地位，修正了国家管理的目标，进一步发展了西周以来的「敬德保民」的思想，不只要保民，还要惠民、富民、安民。孔子主张“德政”，反对“刑政”。刑政是残民、虐民之政。只有德治才是安民之政。孔子认为，只有在政治上实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政，才是安民之政。“德政”要求执政者或管理者要“爱民”，要“正”，要廉政，要以身作则，要克制自己的私欲，自觉遵守各种社会的、道德的规范，作民众的楷模，在执政者的带领和培育下，形成一种祥和有序的社会氛围，使民众有一个好的社会生存环境；其次，要“富民”，使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得到满足，其中要坚决取消“苛政”，减轻赋税，反对为富不仁者的贪婪，反对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要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得以均平，要使民“富之”。第三、在孔子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不只重视文化教育、道德教育，还重视审美教育。孔子要求学生学习诗，从诗中除了学习到文化，接受道德教育之外，还可以受到美感的教育。孔子感叹地说： “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孔子喜欢音乐，据《论语》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儒家已经认识到，人需要精神的寄托，需要有一个精神的家园。孔子认为，如果执政者或管理者，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创造了以上的条件，安民安人的目标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