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在管理理论上的贡献

科学管理是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管理就没有组织或社会的有序、和谐，就没有效益和成就，也不可能有人类创造性的劳动。管理也是生产力。一个社会与一个组织的有序和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因而，管理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中华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史中，在诸子百家学说中，在儒学一贯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中，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它是中国古代政治、尤其是管理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儒学管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它从尊重人出发，以人性善的假设为基础，以道德自律为核心，以阴阳互补为其方法论，以安民富民为其目标，建立起了系统的人性管理模式。儒学管理思想对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儒学管理思想的精华，也必将在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中发挥它的文化主体性作用。

贡献之一：建立了以人为本的人性本善的管理模式

从儒学的观点看，“人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人是宇宙的中心，断言宇宙之中最宝贵的事物是人。因此，人在社会、国家中的有着重要的地位。孔子很早就把人从宗天神学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不屈从于神的独立地位。因此，人成了儒学的研究对象，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教育以及人的家庭和社会组织成了儒学一贯关心的课题。儒学明确断言，管理、治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的客体也是人。人是贯穿整个管理诸环节、诸要素的中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劳心者是人，劳力者亦是人。荀子认为：“尽伦尽制”（《荀子·解蔽》）、 通晓事物普遍规律的“圣人”是管理的主体，而从事某一具体职业的普通民众是管理的客体。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组成一个组织的主体。社会离不开人，组织也离不开人。人与天地参，是宇宙构成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儒学所建立的以人为本的管理理论，是对管理学的重要贡献。在管理学发展的历史上，从把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把人当作被动的物来看待，到认识到人的价值和尊严，并进而重视人、尊重人，发挥人的能动性，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新理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儒学以人为本的管理理论，重视对人性的探索。儒学管理理论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的。从弗·泰勒开始的现代管理理论，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假设的基础之上的。 西方管理理论中，对人性的探索， 提出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以及“复杂人”等假设。这些假设无不是为了认识人，适应或重塑人性，从而建立科学的管理模式。儒学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人性理论， 即“性善论”、“性恶论”、“善恶混论”、“性三品论”、“二重性论”等等，也不外乎是要探索出一种更适合人性、更有效益的管理模式。儒学为了经世致用，为了管理社会，不断地对人性进行探索，一直是儒家哲学的显著特点之一。

人性本善是儒学对人性的基本假设。孟子在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人性善的理论，并且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证。孟子认为人的善性来源于人先天具有的“善端”，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人具有善端，说明人具有为善的可能性。保持住善端，并且扩而充之，可能性的善就变成了现实的善。“恻隐之心”表现出来属于“仁”，“羞恶之心”表现出来属于“义”，“辞让之心”表现出来属于“礼”，“是非之心”表现出来属于“智”。（《孟子·告子上》）因此，在孟子看来，“善心”、“善德”乃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本质规定，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世上的恶人，是因为后天教育不善，学习不良，丧失了作为人的善德。基于孟子对人性的这样一种认识，他提出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的人性管理模式，即他的“仁政”治国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