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化及其对管理的影响

反对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思想的侵蚀，这不应被视为“知识分子”的专利。在去精英化的后现代社会，抱守传统“人文精神”以为自己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已经消亡，知识分子已成为平民中的一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将反世俗理解为不切实际的“清高”，则无异于将堕落视作真理。

我们承认即使在后现代社会，企业家要成就一番大业，也不能坐在象牙之塔中，以一种幼稚的理想主义编织自己的美梦；我们认同古典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理论的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不能为堕落的拜物主义摇旗呐喊——正是它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物质奇迹，同时也将世界带到了危险的边缘。正如大卫•格里芬所说，现代性的发展已经危及到了人类的生存。

而对拜物主义的批判正是保护社会及文化生态的基础——在去精英化的后现代社会，这一任务正更多地落在知识型企业家而不是纯粹知识分子的身上。也就是说，不管企业家愿不愿意，他们都正在成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英雄。而纯粹知识分子的角色则只是促使企业家成为文化英雄的推动者。在这一过程中，后现代“纯粹知识分子“或“普遍知识分子”将不是以精神领袖的身份，而是以咨询专家或企业文化专家的身份来完成其历史使命。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要完成对世俗主义的颠覆这一巨大的精神工程，进行后现代企业价值体系的重建，传统意义上的“普遍知识分子”已经无能为力。因为作为精神领袖的“普遍知识分子”已经消亡，世界上存留的只是其后现代变种——咨询专家以及企业文化专家。在这样一种格局之下，企业家应该主动承担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自行或在咨询专家、企业文化专家的辅助之下，去抵制世俗主义力量并重建一种反世俗的、非拜物主义的企业价值体系。

后现代基层民主文化与权力范式转变

现代性并没有创造真正的民主，它的历史功绩只是拉开了民主舞台的宽大的帷幕。因此巨型现代公司在其看似完美无缺的治理结构中，基层员工只是可有可无的角色。现代性对个人主义的高度张扬以及对男性霸权的极端迷恋，使之在权力范式方面与传统王权思想相比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如果说传统王权思想是建立在君权神授的基础之上，那么，现代权力观念则是建立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之上。人本主义所导致的自恋情结以及个人主义，使得现代权力范式带有更多的癫狂或非理性色彩。从某种角度来说，现代性并没有祛除信仰，而是把信仰的对象由神圣之物转变为世俗之物，转变为人本身——对于权力把持者而言，就是转变为对自己个人的崇拜。

现代公司文化正是受到了现代权力范式的辖制。在自我迷恋的企业权力场中，权力把持者——老板、董事长或CEO，从内心深处缺少对基层员工乃至高层经理的尊重。因此他们所炮制的企业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绥靖术，本质上都是为维护自己的权力服务的。

因此在现代公司中缺少真正的基层民主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误，而是文化和权力范式本身的所存在的痼疾。改变这种状况惟有通过后现代基层民主文化的导入。这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后现代民主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现代理性主义大厦崩溃的结果，理性主义大厦的崩溃同时也导致了家长制文化的式微，但真正意义上的后家长制文化并没有随着古典主义的没落而产生。后家长制是在经过了启蒙时代的“人本主义”和“现代”之后而产生的。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或文化积淀，家长制文化直到今天的后现代时期，还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许多企业经营者的灵魂深处。即使在所谓“新经济”的阵营中，一种唯我独尊式的风格仍然存在于很多企业领袖身上。这些企业领袖是知识英雄与暴君的统一体，我们权且可以称之为“后现代暴君”。因为他们都是深谙民主思想的人，并且以企业管理革命的先行者而自居。从这些企业领导者的身上，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后现代企业革命的艰巨性。这首先是一场文化革命，完成这一革命必定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其中包括领袖人格和企业制度的双重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