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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羿先生把儒家归结为权威主义,认为“儒家文化的基础是权威主义”,因此把中国管理传统一棍子打死。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极为肤浅的。后现代学者研究的孔子对于生活世界的实学理解与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理解是相通的,它与权威主义并不相关。张羿先生主张的后现代“最高境界”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等的爱”,与墨家主张的“爱无等差”的兼爱,有什么区别?与权威主义不沾边的东方管理传统有许多,张羿先生在尚未全面把握东方精神实质以及尚未与后现代性进行沟通比较的情况下,就将后现代与中国传统对立起来,这个立论恐怕还缺乏严密性。
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
在后现代根本问题上的认识缺陷,与张羿先生对中国传统的偏见结合起来,就导致了他将东方性与现代性完全对立的立场,从而造成他主张将后现代引向全面西化的误导。
一般来说,理论上接受后现代的人,对东方性容易产生亲近感,如胡塞尔、海德格尔、普利高津等;理论上越接受现代性的人,对东方性越容易产生反感。张羿先生却相反,主张后现代,却排斥中国传统。我对中国传统管理理念的态度是,否定不符合现代性的一半(否定自然性、非社会性),肯定符合后现代性的一半(天人合一,人人同一)。张羿先生把我肯定一半的态度,误解为“钻进传统文化的故纸堆”,误解为了全盘肯定。这或许跟张羿先生对中国传统的态度是全盘否定有关系。不过,不说别的,就从后现代的文化多元性、差异性的立场来看,这一态度是不符合后现代标准的。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张羿先生的潜意识中,残存的现代性意识在作祟。事实上,我并不反对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就是以现代性的工业化为主题的社会变迁中,要以现代性意识驱除前现代意识为主,后现代化或者说信息化,只是起带动作用的因素;但我觉得,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也就是继承农业社会留下来的那些与学习型社会、循环经济、以人为本可以兼容的东西,否则中国就会给这个世界帮忙过头反而添乱。
我特别注意到,在张羿先生的《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一书中,主要参考文献的100%属于西方体系思想(其中80%汉译;20%是转述),几乎没有与东方传统有关的书。有趣的是,他的另一本书《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主要参考文献中的100%属于东方体系思想,完全没有与西方传统有关的书。我认为,后现代不能这样研究,即使不能各取所需,也不能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这样的知识结构,无法真正地将东西方结合,因此难免会偏向一边,我们还是要兼收并蓄才能获得全面的认识。总的来看,提后现代还是后工业,步子快点还是慢点,方向都是正确的,问题不大;但提“抵制‘中国式管理’”的口号,我认为似乎有欠考虑。
我承认张羿先生向我提出的一个毛病,那是上回我在网上聊天时说的“下一代管理,是后现代管理与东方管理的统一”,这里我做一个更正,应为“西方后现代管理与东方管理的统一”。不过张先生所批评的这个观点——“从独一无二的成功中,总结出独一无二的商业精神,可以反过来推动国际管理思想的进步,而才是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做的工作”,我仍然坚持。